空了……
在遥远的上一世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洞窟，它富美豪华，满腹的文化财产深深的吸引着大洋的另一头。它的开启使荒芜的沙漠燃起了缕缕炊烟，它的开启使中华的瑰宝得以绽放其艺术之光，然而，它的开启也同样开始了古老中华的屈辱历程。
一个王氏道士，一座巨大的历史文物宝藏。
一群愚昧的官吏，几个精明的外国冒险家。
极少的几块银圆，一批批的经卷织绢绘画。
偌大的一个中国呦，你竟守不住那一洞的历史文宝！
一洞宝藏难以掩饰的金光没有射进你王道士的眼睛，外国人的贪婪没有被你发觉，你目光呆滞，你愚笨，但你怎么就可以看到那少的可怜的银圆？你怎么就可以听到那所谓的“外国和尚”给你讲的唐僧？
没有关卡，
没有重重守卫，
没有手续，
不用任何人的正式批准，
他们来到了这里，带着轻视看着一把普通的锁，看着一个肮脏的道士。说说吧，一个道士的品位，一个道士会做出这样的一笔交易？他的嘴脸告诉你：“来吧，用一块布换一堆苞米，用一个顶针换一篮子青菜，如果你给我一个银圆，那么你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呵呵，多爽快，多明朗，于是有了这样的交易：一点点随身挈带的俄国商品，就使大批的文书经卷运往了俄国；一叠子银圆就让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去匈牙利旅游；那可爱精明的日本人也在拐走我们大卷大卷经书的同时扔下了极少的“出国费”……
中国人呵！你真够大方啊！大方的让外国人学会了幽默！
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走在了通往异国的路上。
没有关卡，
没有重重守卫，
没有手续，
不用任何人的正式批准，
就这样，那先辈留给我们的馈赠就这样的被运走了。
不用道谢，
不用签约，
不用花大价钱，
就这样的，扯着中华古老民族的眼泪走了。
我恨，
恨王道士有眼无珠，财迷心窍。
我恨，
恨那迂腐的官吏吝惜这不多的运输费。
我恨，
恨那些明明知道这些文物价值却不去保护的文官。
我更恨我自己，
恨我没有早出生一个世纪，
恨我不能在沙漠中拦截这可耻的交易！

空了，都空了，莫高窟空了，绚烂的文化空了。
丢了，都丢了，经卷丢了，古老中华的魂丢了……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合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
　　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中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守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窟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瘗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莫高窟窟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三日，其徒赵玉明、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发现藏经洞的道土

――王圆

　　王圆（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众所周知，王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否则，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王道士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在对牛弹琴。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但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这次斯但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但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希伯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但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但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圆自有他的看法。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67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圆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土，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明确。王圆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是我看到文章后找来的有关王道士的内容。自觉才疏学浅，说起来，我居然不了解王道士这个历史人物，果真让人汗颜。
但关于中国古代文物，我想说几句。

1840年鸦战时，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20年后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大量稀世珍宝洗劫一空。记得当时的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这些我国的珍贵文物现在散落于英、法、美、日、西欧等国的博物馆或被私人珍藏。
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
这些都能说明了什么？旧政府的软弱无能造成这一切。落后就要挨打一直是一个不变的定律。关于莫高窟的王道士，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他是好还是坏，这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客观标准。他的功劳是可见的，可同时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暂且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新中国的强大让外国不能小瞧了，但是只有一个问题：这些流失的文物，何时能够归故里？经常看到有爱国人士出资买回文物赠给国家，但这毕竟是少数，也不能挽救这一切啊。正如我们割让给俄国的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997年7月，中国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该公约确立了归还违反缔约国文物出口法律从该国领土出口文物的原则，对今后通过非法手段和途径流失到境外的文物，中国政府将有权在75年内依法提出返还或归还。中国政府同时声明：中国加入这个公约，绝不意味着承认在本公约生效前任何从中国盗走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行为是合法的，对本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
然而，购买和索回的文物毕竟还只是极少数。由于上述国际公约的批准国有限，文物占有国又多为发达国家，他们一方面不承认目前对他国文物的占有为非法，另一方面又辩称文物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文物的收藏不应有国界之限。同时还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归还给原有国，由于落后的技术和管理，将使文物遭受进一步的损坏。这些都人为地给文物返还设置了重重障碍，再加上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可以说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看到月儿这篇文章让我对中国文物的现象如此的生气！TMD我们要自强！TMD我们要讨回公道！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写到了
悲哀~~~

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关注！我真觉得无尽悲哀……

那就让我们把所有的悲哀都化作动力吧...

这篇文章不值得置顶!建议斑竹拿掉~！
首先,我的文笔不佳,根本写不出什么真正有深度的文章
其次,写完文章后我仔细的品读过了余秋雨的《道士塔》，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实在是浅
再次呢，这是我的第一篇算是杂文的东西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算是什么，汗~~~）我不希望有过高的评价，我希望有人能够指点我。尽管我很笨拉~！
所以我建议拿掉拉~~~

呵呵,其实写的真的还不错啊

引用:

最初由 上弦月 发表
[B]这篇文章不值得置顶!建议斑竹拿掉~！
首先,我的文笔不佳,根本写不出什么真正有深度的文章
其次,写完文章后我仔细的品读过了余秋雨的《道士塔》，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实在是浅
再次呢，这是我的第一篇算是杂文的东西?.. [/B]

嚯嚯，我又不是因为你写的好才置顶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哈～～

◇◆ 道士塔 ◆◇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招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怕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国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国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这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心空了
梦碎了
望穿秋水
也盼不来
归来的魂灵

希望我们再不要有这样的“失落”。。。

也许失去的那些再也不能找回来了……

是啊！本身的荣誉却转变为耻辱，我们该去怨恨谁呢，就如（道士塔）一文所说的：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当我们开始懂得惋惜的时候已经迟了，失去的已经无力挽回。

孰对孰错，哪说得清呢？

我们是恨。。。历史总是这样。。有盛大，，就有没落。。就像整个中华民族的没落。。这只是一个体现。。在那个时候，，也许拿给外国人给我们保存也未尝不是件好的选择。。我们想想。。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东西。。。清未的那帮人，，会让这样东西国宝好好的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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